1984年9月，江西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筹建期间，老革命家孔原受邀题写馆名。工作人员把烈士名册送到他面前时，他原本平静的神情突然变了。 孔原盯着名单看了很久，抬头问：“萍乡牺牲的革命同志，都列在这里了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指着名册追问：“那张国庶呢？” 现场一时没人接话。孔原显得十分激动：“这不公平。活着的人，总要替牺牲的同志说句公道话。” 张国庶这个名字，之所以长期被遗漏，和他的化名、家世以及一份来历可疑的报纸材料，都有直接关系。更特殊的是，他还是张国焘的亲弟弟。 1905年，张国庶出生在江西上栗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父亲张鹏霄曾任清末拔贡，并担任过地方官职。这样的出身，本可以让他过一种安稳日子，但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改变了他的选择。 1923年，张国庶进入萍乡县立中学读书，与孔原成为同学。安源方面经常派人到学校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张国焘也不断寄来进步书刊。年轻的张国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他和孔原一起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建立了萍乡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互助社”。1925年初，两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国共合作展开，张国庶又进入国民党萍乡县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公开身份与地下工作相互配合。 1927年，张国庶被推荐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他使用“周之德”这一化名，在上海担任中央巡视员，并与中共党员晏碧芳结为夫妻。 当时的江西，斗争环境极其险恶。1929年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多名干部被捕或遇害。中央决定重建省委，张国庶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承担统一党组织、发动群众斗争、支援赣西南和赣东北苏区等任务。 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省委机关随时可能暴露，交通联络充满危险，地方武装与城市组织也需要重新整合。张国庶到任后，积极恢复各地组织，使江西的革命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国民党当局很快将“周之德”列为重点缉捕对象，并悬赏捉拿。1930年5月27日，在叛徒告密后，张国庶和晏碧芳被捕。 敌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江西党组织的情况，也曾以高官厚禄进行诱降。张国庶没有屈服。面对带着酒菜前来劝降的人，他斥责道：“我不会和叛徒同桌，你们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这句话是否逐字见于当时档案，今天已难完全核实，但关于他拒绝投降、坚守秘密的记载，得到多位知情者回忆印证。1930年7月5日，张国庶被杀害，年仅25岁。晏碧芳也同时遇害。 敌方报纸随后以“赤匪头子周之德”等字样报道此事，却没有让“张国庶”这个真实姓名留下清晰记录。对家属和党组织而言，一个化名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人牺牲了，身份却像被遮住了一层。 更麻烦的是，1930年7月下旬，《南昌新闻晚报》曾刊登署名张国庶的《脱党声明书》。这份材料在他死后才出现，内容又与其他情况矛盾，因此后来成为认定他是否叛变的主要疑点。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人员在整理烈士名录时，既缺少能够直接对应“张国庶”和“周之德”的完整材料，又受到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人还因为他是张国焘的弟弟，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了额外怀疑。 孔原对此明确反对。他认为，评价一个革命者，不能因为其亲属后来犯过错误，就牵连本人。张国庶早期参加萍乡建团、建党，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这些经历都必须单独核查，不能用亲属关系代替事实判断。 为弄清真相，孔原找到程子华、冯文彬等人了解情况，又向杨尚昆询问。杨尚昆曾与张国庶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也接触过中央组织工作，对他的情况较为熟悉。 杨尚昆回忆说，张国庶被捕后拒绝诱降，并没有破坏党组织的证据。他强调：“张国焘是张国焘，张国庶是张国庶。”这句话，正是整个调查的关键。 孔原在1986年7月31日致信冯文彬，指出现有“叛党”依据主要来自敌方材料，彼此矛盾，不能作为定案凭证。他建议为张国庶恢复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 经过进一步核查，1986年11月20日，张国庶和晏碧芳终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距离1930年牺牲，已经过去56年；而从孔原在纪念馆名册上发现遗漏，到最终得到确认，也经历了两年多的调查。್ನಾಟಕ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