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第七天，我去水务局报到。 办公室嘈杂，没人抬眼瞧我。 我把介绍信递给一个正在喝茶的科员，他头也不抬地努努嘴：“放桌上吧，回头再说。” 我弯腰放材料，衣领一松，脖子上那枚子弹壳吊坠滑了出来。 角落里，一位穿旧军装的老同志正在看文件。 他抬头扫了我一眼，目光骤然钉在我胸口，手里的钢笔“ 啪 ”地掉在桌上。 他推开椅子站起来，快步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 整个办公室突然安静。 他缓缓抬起右臂，对着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你是……马班长的儿子？” 所有人全愣了。我也愣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拿锤子砸了一下。 01 我叫贾高飞，刚退伍。 说是贾高飞，其实我原本不姓贾。 我爸姓马，我也姓马。 七岁那年他没了，我妈带我改了嫁，把我改成了贾高飞这个名字，说是往前看，别让人知道根底。 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跟人提过我爸的事。 我爸是当兵的，当了一辈子兵。 人走得早，留下的东西也不多。 一枚三等功章，一张泛黄的合影，还有这枚用步枪子弹壳打磨出来的吊坠。 听我妈说，这是他入伍第二年自己动手做的，挂在脖子上戴了十几年，摘都没摘过。 他牺牲那天，吊坠不在他身上。 他走之前把它摘下来，挂在我脖子上，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高飞，爸去出趟差，过阵子就回来。你爷们儿家，在家听你妈话。” 那年我七岁，什么都不懂。他说的“ 过阵子 ”，后来变成了永远。 我妈没怎么哭。 她把家里跟我爸有关的东西都收进一个纸箱子里，塞进柜子最底层，再没拿出来过。 搬了两次家，那个箱子始终跟着我们，我没打开过，她也没打开过。 三年后她改嫁了，继父是个老实巴交的货车司机，待我不算好也不算坏。 我知道他姓贾，我随了他的姓。 改姓那天，我妈在厨房里低着头剁肉，剁得砧板当当响，没抬头看我一眼。 我没问，她也没解释。 后来我念完了初中，上了高中，考大学差了八分，没考上。家里拿不出复读的钱，正好赶上征兵，我二话没说就报了名。 体检、政审、走兵，一气呵成。我妈送我上火车，在站台上一直冲我摆手，她眼角的褶子比那年爸爸走的时候又深了很多。 在部队那几年，我什么都是自己扛下来的。 训练，扛。演习，扛。跟人打架受了处分，也扛。没人知道我父亲是谁，我也没主动提过。连长对我的评价是四个字：“沉默，能吃苦。” 我是侦察兵，体能好，枪法也准。 班长说我有天赋，其实跟天赋没关系。 我就是觉得，我得对得起这副身体。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他不在，我得替他活出个人样。 五年服役期满，我本来想留队。 赶上了裁军，名额紧，我这种没背景没学历的，第一批就被刷下来了。 指导员找我谈话，说高飞，你别灰心，到哪都是干，部队学的东西在地方用得上。 我心里清楚，劝的都是场面话。 退伍之后回老家待了半个月，我妈身体越来越差，类风湿加冠心病，常年吃药。 继父跑长途，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还得供我弟念书。 我没好意思在家里多待，托战友打听工作，最后市水务局给了一个退伍军人安置指标。 体检、面试、政审，折腾了快一个月。 那天早上，我接到电话说报到。 我换上唯一一套熨平的外套，兜里揣着退伍证，坐了四个小时长途汽车到了市里。 水务局在市区南边，一栋其貌不扬的五层小楼，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了办公室。 我从来没想过，会在这种地方看见我父亲的老连长。 02 那天办公室里一共有七八个人，各忙各的。最里面靠窗的工位上，坐着一个穿旧军装的老人，大概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正低头看文件。 我当时没在意。也没想到他会认得我。 那科员让我放桌上，我弯腰放材料。 领口松了，吊坠滑出来，落在衬衣外面。 我一直有个毛病，紧张的时候会下意识伸手去捏它。 那枚弹壳被手汗和皮脂磨得锃亮，黄铜色里透着暗沉的光。 我伸手捏住它，正要塞回领子里。 抬头就看见老人朝我走来。 他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重。走到我面前，目光落在吊坠上，嘴唇哆嗦着，嘴唇翕动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这吊坠，谁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我爸。” “你爸叫什么？” “马长山。” 他身体明显晃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后背。 办公室里的人全抬起了头，有人站起来，有人小声嘀咕。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脑子里一团乱麻。 他会不会认错了？ 马长山这个名字，或者吊坠上有特殊的东西？ 那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念物。 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马班长的儿子。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捏着吊坠，感觉到手心全是汗。 周围有人围上来，有人去倒水，有人紧张地喊“马局长”。 我这才知道，他是这里的局长，姓马。 “马长山，马长山……”他像在确认什么，又像在跟自己说话，连念了三遍，眼眶发红，右手攥成了拳头，“你妈是不是叫谢玉琼？你老家是不是河县柳溪村的？” 我点头。 他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再睁眼时，眼眶里的红气已经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 他说：“走，到我办公室来。” 我跟着他进了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