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昨天幼儿园那篇没了。 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在文字里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反复摸索边界的人，卑微且怅惘，再想到个体尊严、处境与命运，在庞大的现实面前又是何其渺小，我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从心底慢慢涌上的悲凉。 木心在《云雀叫了一整天》里说：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哪 。” 我想，我们何曾不是都面对着各自一生中大雪纷飞的黑暗…… 睡觉前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汪的一则帖子： 评论区大概看了一下： 几点吧 严格意义上讲，我算不上“公知”，毕竟知识储备极少，按汪的分类，我大概也只能被划到那个下沉的名单里，各行各业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写作者靠写作生活，律师靠打官司生活，医生靠治病生活，就连你这样的编剧，都靠写剧本生活，另外顺带着骂公知贴补一些流量收入？ 诚实说出自己的处境并不可耻，虽然拮据，但我不像你们，以吃狗粮为荣。 我也认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总需要有一批人以说话为业，把某些说不出口的、摆不上台面的，尽量说出来、抖落出来，尽管这里边有很多不得已的选择性，尽管说话的人自己也未必洁净。 同样的道理，如果只存在你们这样阉竖的声音，如果司马南成为你们想要抢占的市场，那么最近的幼儿园事件也好，食品问题也好，你们有基于民声事实、基于良知去吭声过吗？ 如你所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去之后，剩下的空间只会更迅速地被你们这些应声虫填满。 如果只剩下“症能量”这一路人在张口，那这个社会离哑口无言就很近了。 鲁迅当年跟林语堂、跟梁实秋、跟新月派骂战的时候，他们的头上，并没有悬着一个庞大的、唯一的、裁断所有言论是非的绝对正确把柄。 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认，互相辱骂，但谁都不能一句话把对方从这世界上抹掉。 所以那时候有陈独秀，有胡适，有鲁迅，有周作人，有徐志摩，有沈从文，有张爱玲，有钱钟书。 阉竖当道，我想逻辑、常识、判断与选择，都只会在这样的空间里慢慢荡然无存。 二是、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人还是甲子前留下来的遗产，例如疯狂叫嚣，例如人性扭曲，例如公然的野蛮，从未终止，而且在它们身上发扬光大之势：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自己的明与暗的欲望、爱恨、私心、品德、真诚等等。 本来这些小奸小恶、私欲私心，并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的破坏，甚至在承平时代，他们并不足以影响到任何人的生活。 人可以自私、懒惰、嫉妒、怯懦，只要没有一双手把这些东西从每个人心里掏出来，摆到台面上，赋予它们“正义”的旗号，一旦这样鼓噪的阉竖越多，人性中的小奸小恶、私心私欲，乃至恶的本性，便成为一个巨大的动力，用宏大的旗帜驱动起来，成为足以致命的铡刀。 人性之恶是相激相荡的，像一个可怕的螺旋愈旋愈紧，直到所有人都在恶之轮回里，几乎是忘情般的互相仇杀，扭曲至死。 而即使是善的力量要出来改变局势，保护善良，也几乎是不可能。 上到某些群体的翻云覆雨，下到升斗小民的勾心斗角睚眦必报，都会在这些恶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血腥在这种人的始作之下，也必将宿命轮回般的重新弥漫！ 三、 汪说，公知下沉成了下沉群体。 我倒觉得，一个真正下沉的时代，是宋江遍地的时代。 宋江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及时雨、呼保义、仗义疏财，只不过披着义的外衣。 于我看来，他可最会把“假仁假义”用到尽头、再用“忠”来收场的人。 这个人的手段是很吓人的，他把一群本来就在江湖上讨生活的人，一个一个骗上梁山，把一个个原本还有退路的人，逼到没有退路。 逼上梁山四个字，有一部分其实是宋江逼人上山。 他要秦明上山，就派人扮秦明去屠一村百姓，让秦明有家难回，他要卢俊义上山，就写诗嫁祸，他要朱仝上山，就让李逵劈了小衙内的头。 表面上都是“义”，骨子里都是“用”，他用别人的血，成就自己那句招安的正当性，他用一百单八条命，换他自己封官加禄的一纸诏书。最后宋江喝下毒酒，还特地把李逵一起毒死。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不是那些被他坑上山又被他领去送死的兄弟，而是“我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忠义名声，不能被李逵坏了”。 好一个“忠义名声”。 一辈子想被承认，想洗掉贼的身份，想成为忠义的化身，却为此不惜背叛所有他曾经代表的人。 这样的人物，放在今天，那些“李逵”的拥簇，还多如牛毛！ 所以，诸位，大谈忠义的人，恰恰是最没有忠义的那一类。 他们所忠的，是自己的位子，所义的，是每一次风向，所守的，是永远站在赢家一边这一条，这样的打手存在一天，便永远都是文明的反动！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