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盛夏，松潘草地边缘的毛儿盖，一声枪响划破了高原上的冷雾。 倒在草地上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他穿着被泥水浸透的灰布军装，脚上的草鞋只剩半只，身边滚落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铜军号。执行枪决的命令，是他的师政委亲自签发的。没有人替他求情——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那个下令的政委说了这样一句话： “纪律就是纪律，不管是谁的亲戚，犯了规矩都一样办。” 这个少年叫贺敏仁，是贺子珍最小的弟弟。 一个饿到眼花的司号员 1918年诞生在江西永新的贺敏仁，贺家在那个小城里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哥哥叫贺敏学，是井冈山革命的老元老了；他大姐叫贺子珍，嫁给了毛泽东；二姐叫贺怡也是早期的革命者。这个最小的孩子从参军那一天起，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是一个有什么身份的人。 1934年，红军要长征的时候，只有十五岁的他还在一个军团的一个团里当司号员。司号员这名字听起来是很不起眼的，但事实上那是战场上最危险的一个岗位了。 那时候没有电台，没有对讲机，一支军队的进攻、撤退，集合，都是靠那一种铜号来传递命令的。要是那个士兵吹错了怎么办？轻的话会乱了阵型，重的话可能会整个部队全完了。贺敏仁个子小而且跑得快又耳朵灵的时候就被分到了这个岗位上。 他从江西走到川西北边，穿坏了三双草鞋。他也跟着大部队翻山越岭，在有时候没有吃的的时候咬着牙扛了过去，从来没有找过姐姐姐夫要求过特殊的照顾。 可是当他到毛儿盖的地方的时候，他已经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1935年夏天的时候，红军要进入松潘的草地。在地图上看上去很小的一块地方，在当年的红军战士的记忆里那是一次很大的噩梦了。 到处都是沼泽地，一步踩错了就可能陷在里面再也出来不了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是没有吃的。当地的藏族人给国民党土司骗怕了以后都逃走了，留下来的就是空村子和空庙。有的战士们就在吃树皮、煮皮带了，有的一会喝水的草地里舀水来喝。 贺敏仁饿得眼睛都有点发花了，走路的时候都打晃了。他听人说附近的喇嘛庙里面会有存粮食，趁那个站岗的人没有注意到他就偷偷地溜过去了。到了庙的角落里一看原来只有一百多个铜板。就拿这些钱到藏民们那里买一点糌粑吃。 从铜板到“一千银元” 这个案子刚被带到师部的时候，事实都已经变了样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人传话过去以后，本来的一百多个铜板现在变成了“闯入寺院偷拿了一千块银元”. 当时红一师的政委叫黄甦（广东佛山人），1908年生，（1925年就入党了）参加过广州起义当过敢死队队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担任过红十二军的政治委员，后来又担任过八军团政治委员。是在井冈山下来的老革命家们知道的。打仗不要命，管理纪律更是铁一样的人了。 这个案子摆在黄甦面前的时候，有人小声提醒他说：“这小伙子是贺子珍同志的弟弟他是不是要先报到军团部，等他们批下来再说呢？" 黄甦马上就摇了摇头说：这可不行，就是主席的亲戚也不能搞特殊嘛。他毫不犹豫地在命令上签了字。 那天的枪声 行刑是在当天下午。贺敏仁被带到营地外的草地上，哭着说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饿得站都站不稳，被反绑着双手，脚底下是泥泞的草地，面前是一排端着枪的战友。 军令如山，没有转圜的余地。 枪响之后，战士们清理他的遗物。一个旧背包，一条破军毯，身上没有搜出半块银元。所谓“掠夺上千块银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因为饥饿和信息失真酿成的错误。 消息传到中央纵队时，贺子珍正在随中央机关行军。她得知弟弟被枪毙后，偷偷痛哭了一场，却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她怕毛泽东分心，一直忍到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手指间的烟烧了长长一截都没动。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 红军的纪律，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例外。 三个月后的直罗镇 三个月之后直罗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下令要把贺敏仁枪毙的黄甦自己也倒在战争当中了。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落脚在陕北。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堵，“直罗镇”的战役打响了！这关系到红军能不能在这陕北站住脚， 后来人们把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奠基的时候称为“直罗镇的斗争”。 黄甦当时已经有了新的任务，本来不必留在前方当指挥官。但他选择留下来带兵打主攻冲锋，冲在最前面。因为直罗镇上面是土山，子弹横飞，黄甦拿着驳壳枪喊着“向前进”，带着士兵去攻打敌人的阵地。 冷枪打过来正好打在他胸口上，他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牺牲的时候他只有二十七岁了。贺敏仁当时十九岁，在草地绝境里面死去了，黄甦是在直罗镇牺牲的。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长征的路上消失了。 很多人读到这些史料时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一种因果轮回。 但是事实远比“轮回”复杂得多！黄甦不是个冷酷的人他只是在这样的草地绝境中按照他那一代人所认定的严格的纪律去执行命令，贺敏仁也不是坏人，就是由于饥饿和信息上的错误传达让一个小孩永远留在了松潘的草地上。 到现在的网络上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了！有人认为说战争虽然残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