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刘亚楼正在为新中国空军的组建奔忙。陆军出身的他，手里没有现成的空军班底，面前却摆着一项几乎从零开始的任务：建立一支能够保卫领空、支援陆军作战的现代化空军。 这不是简单地给部队换装。飞行员从哪里来，机场如何建设，地勤和通信怎样配套，战机出现故障谁来维修，所有问题都要重新摸索。刘亚楼接下任命时，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缴获过一架国民党飞机。刘亚楼曾钻进机舱，仔细观察仪表和结构。毛泽东见状，半开玩笑地说：“你对飞机有兴趣，将来我们的空军成立了，就让你来当司令员。”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句带有设想意味的话，十多年后竟成了现实。 刘亚楼能够担任空军首任司令员，并非偶然。1910年出生的他，曾在苏联空军学院学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他又参与东北航空学校的筹建和领导工作，对航空人才培养有实际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既懂军事，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还熟悉苏联方面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建设离不开苏联援助，飞机、教官、训练方法和技术体系，都需要有人沟通协调。刘亚楼正是当时少数具备这些条件的高级将领。 1949年5月，刘亚楼奉命到北京接受新的工作安排。此时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四野大军仍在南下作战，但中央已经开始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布局。空军建设不能等到战事全部结束才启动，必须提前准备。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那一年，他39岁。职位很高，年龄却不算大；摊子很大，基础却十分薄弱。命令发下去容易，真正把一支空军带出来，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细密工作。 机场、航校、气象、通信、维修，每一项都不能出差错。刘亚楼常常一头扎进机关和部队，开会、审定计划、研究训练，忙到深夜是常事。家，对于他来说，逐渐成了难得回去的地方。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朝鲜战场上，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志愿军部队在铁路运输、后勤补给和阵地防护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毛泽东十分清楚，单靠地面部队硬扛，必然要付出更大代价。 那次谈话中，毛泽东问起空军训练和作战准备，也问到了刘亚楼的身体。随后，他又像家常聊天一样问：“你爱人在干啥？” 刘亚楼回答说：“她去学习了。女同志也要有自己的本事。万一我哪天牺牲了，她也能带着孩子生活。” 毛泽东听完，脸色沉了下来：“不准再说这种话。你还年轻，身体要紧，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段话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一句责备。它透露出毛泽东对刘亚楼身体状况的担忧，也说明当时空军建设的紧迫程度，已经让这位年轻司令员把个人安危置于工作之后。 1950年12月21日，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首次参加空战。年轻的中国空军没有一开始就具备与美军正面抗衡的条件，却在实战中迅速成长。飞行员在战争中积累经验，指挥员不断调整战术，地面保障体系也随之完善。 到朝鲜停战前，中国空军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拥有歼击机、轰炸机等多种机型，并培养出一批经历实战考验的飞行员。那些成绩背后，是刘亚楼和众多航空工作者长期高强度工作的结果。 刘亚楼与翟云英的婚姻，也始终被战争和工作切割。翟云英是中苏混血，1945年刘亚楼从苏联回国后，两人在同志介绍下相识。起初，女方家人对这段婚事有所顾虑，年龄差距和刘亚楼此前的婚姻经历，都让这段关系并不轻松。 1947年5月1日，两人在大连结婚。婚后不久，刘亚楼又投入东北和全国战事，夫妻二人聚少离多。空军成立后，这种生活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明显。翟云英承担了家庭事务，也理解丈夫肩上的职责。 遗憾的是，长期劳累最终损害了刘亚楼的身体。1964年起，他陆续出现腹痛、头痛和疲倦等症状。妻子多次劝他检查，他却总说工作不能停。空军建设正处在关键阶段，他不愿因个人原因离开岗位。 1964年底，病情恶化后，刘亚楼才接受系统检查，被确诊为肝癌。1965年3月，他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翟云英守在病床旁，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也陪着他度过一次次昏迷和清醒。 1965年5月，刘亚楼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我走以后，你改嫁吧，找个人照顾好自己。” 翟云英听后失声痛哭，没有答应。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不已。刘亚楼去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追悼和安葬仪式，林彪亲自护送骨灰前往八宝山，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到场送别。 翟云英没有改嫁。此后几十年，她独自抚养孩子，保存着刘亚楼留下的遗物和家书。那句“不准再说这种话”，停留在一次谈话里，也停留在一位将领短暂而紧张的一生中。 特别